尼克松访华带起的国际“了解中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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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的中国是西方的一个映像,所有的价值、成就和缺点都被颠倒过来。反映现代世界中人类窘境的这两个黑白照片究竟谁是正片,谁是底片,必须由历史来裁决。”曾任英国国防大臣、时任英国“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的丹尼斯·希利在1972年访华后撰文如此写道。

1972年,成千上万的外国人一拨又一拨来到中国。“竹幕”拉开了一条缝,每个人都急切想看一看封闭已久的红色中国,一个仿佛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这是走马观花,也是雾里看花。这些万花筒般的中国印象里,一些难免是被安排的假象,一些是糅合了不同文化背景的想象,另一些则是身在此山中人反而看不清的真相。

这是《》1972年2月16日一篇报道的题目。这天是中国鼠年的正月初二,汉学家们热烈地辩论着鼠年的“鼠”字究竟怎样翻译好,就这样拉开了中国年,也揭开了尼克松访华的序幕。

连日来,美国三大电视网除了新闻之外,还在早晨上班前后和晚上九时半以后的黄金时间播送两到三小时的特别节目,各报也都在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连篇累牍刊登来自北京的报道。

1972年2月25日,陪同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等游览故宫博物院。图/人民视觉

直观的电视报道迅速改变了美国公众的印象。他们看到,没有出现任何对尼克松总统带有恶意的反应,街道比美国城市还干净。成群结队的中国人手拿扫帚在扫雪,偶而有一台罕见的扫雪机在帮忙。没有什么20多年来想象中的“红色魔鬼”,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彬彬有礼、好客、勤劳、长期蒙受苦难、正在建设美好社会的民族形象。

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支持尼克松访华的占73%。测验还要求参加者从23个形容词中挑选他们认为最适合形容中国人的词语,1966年时常被挑中的词是“无知”“好战”“狡猾”和“背叛”,现在则被“努力工作”“聪明”“富于艺术才能”“进步的”和“讲求实效的”等词所代替。

对中美关系的变化格外敏感的日本驻美记者不无夸张地称,美国举国上下出现了一个“了解中国”运动,洪水般的报道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对两亿人的总洗脑”,使美国人的中国观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记起在朝鲜战争以前美国有长期的亲华反日的历史。记者认为,这是因为对越南战争的反省改变了美国国民的想法,为了不使时代和越南战争重演,他们以切身感受接受这样一种变化。改善美中关系的舆论基础已经形成。

对尼克松的接待是由周恩来亲自掌握的,要访问的城市都经过大规模清理整顿。美国观众看到的“扫雪机”是用解放牌卡车加上可以滚动的雪刷和可升降的刮铲改造而成的。它们被喷成鸭蛋青色,每天在北京主要街道上活动,很有点节日彩车的感觉。不过,随着尼克松访华结束,这些铲雪车拆除了加装的部件,又回去拉货了。

陈丹青就读的小学所在的上海茂名北路直通尼克松下榻的锦江饭店,他曾回忆,沿途街道的住户全都动员起来,晾晒的衣物不得移出窗外,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鸡密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

但毕竟,社会生活的确在缓慢复苏。在陈丹青的记忆中,那时爱俏的男女已偷偷剪裁衣裳,阁楼或天井间或飘出小提琴声,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70年代仿佛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

据美国国务院估计,1972年,1500到2000名美国人获准访问了中国。但消息人士指出,这个数字实际高达3000人。访问者既有美国参议院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众议院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也有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访问团、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访华团,民族饭店里甚至还出现了第一批来自美国的普通旅游者共5人。

这些还只是申请访华的5万人中的一小部分。对此周恩来表示,中国欢迎来访,但现在接待能力还很有限。

一个群体是谢伟思、费正清这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1949年前都曾在中国工作过,所不同的是,谢伟思作为外交官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横遭打击,费正清的学术地位却反而提高了。现在他们都受到周恩来的亲自邀请,先后访华。

作为中国研究的权威,费正清曾向基辛格介绍过“你必须亲自去拜访他们”的中国规矩,后来基辛格含蓄地向他表示那次讨论影响了历史。他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是尼克松访华前所读的几本关于中国的书之一。书中提到,美国在考虑时必须意识到,“一个中国”的思想是中国有史以来就存在的。这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感情,一种由几千年的行为习惯养成的基本感情,是中国人本身的特征,要比单纯的西方式民族主义强烈得多。

费正清回忆,1972年在中国境内的旅行费用完全由中国政府负担。他和妻子费慰梅由四人全程陪同,前呼后拥地前往事先安排好的“挣面子”景点参观,如北京新修的地铁。但对他们来说,这次重返中国如同参加毕业40年的同窗聚会,在了解新面貌的同时总是试图重寻旧梦。

北京的城墙除两座城门外都已拆除,让费慰梅感到伤心,但最让他们伤心的是他们的东城旧居。以前那所院子有一棵枝繁叶茂的紫藤,缠绕在通往前厅的过道上,如今这座两进院子合二为一,成了一个住着30多户人家的大杂院,显得破败不堪。院子里还有一个防空洞入口。他们恍然大悟,为何常看到沿街堆放着砖瓦、砂石和U形水泥拱柱——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都在挖防空洞,以应对中苏边境上的陈兵百万。

他们此行见到了不少老友。周培源主持了欢迎宴会。费孝通刚从干校回来,向他们展示了给泥瓦匠抛砖练出来的结实肌肉,不过被告知不准用英语与他们交谈。钱端升1957年被打成,从此与公众生活隔绝了,在宴会上被安排在桌角。张奚若滔滔不绝,却没有说出什么实质性内容。但他们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和林徽因已经去世了。

6月16日,周恩来会见宴请了费正清夫妇、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成员杰里米·斯通博士夫妇、《》联合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夫妇等美国客人。在人民大会堂的南面阶梯上,他们两人一排排成纵队,费正清夫妇被安排在领头位置。

回国后,费正清在美《外交季刊》1972年10月号上发表题为《新中国和她同美国的关系》的文章,总结了自己对新中国的三个最强烈的印象:第一是中国的团结一致,这是由于中国人有着外国人所不知的高度同种感,它的发展是内向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的扩展;第二是中国仍旧而且将会长期保持为一个农业国家;第三是中国的工业结构是分散的、地方性的、小型的。

开风气之先的是杨振宁。他在尼克松访华消息刚公布的1971年7月就获准回中国大陆探亲,1972年6月又作了第二次访问。访问归来后,他屡屡盛赞中国的巨变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

他的评介和盛赞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了争议。但事实上,这几乎是当时华裔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访华后的一致印象和感受。陈省身称,一入中国,柳暗花明,满街自行车,男女平等,物价便宜,“农民每年收入从四百元至六百元不等”,和旧政权时代的生活有天渊之别。李政道称,人民生活丰衣足食不算新闻,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热心于新中国建设,尤其“文革”后,人人谦虚,没有所谓特权阶级者也!

回顾当时,杨振宁2016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告诉记者,他后来反思,一方面他对中国的强烈感情影响了他的观察,毕竟他不像新闻记者随时保持着质疑意识;另一方面,他至今认为,他当时所见到的中国与他离开时的旧中国相比,变化是翻天覆地的,确实有明显的新气象。

参观者得出一些不真实的印象并不奇怪。因为1972年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并不对外宾开放,开放的主要是北京、上海、杭州等一些大城市,以及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国棉三厂等现代化企业和中阿友好公社、大寨、红旗渠等样板性工程。阿尔及利亚大学生足球队和缅甸羽毛球队访问中国,周恩来特别批示:“可开放合肥、昆明作一次特许。”谢伟思的出生地四川省长期以来是禁止外宾入内的,但出于对他的礼遇特批他去访问。

1972年4月,美国参议院领袖曼斯菲尔德和共和党领袖斯科特率团访华,历时16天,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西安、长沙和广州六个城市。

2017年12月29日,上海大厦楼顶,美国白宫原总统专职摄影师David Kennerly手拿1972年自己留影的老照片,向旁人讲述当年的故事。本版图/视觉中国

回国后斯科特在参议院作访华报告时说,新中国取得的两个最大成就,一是已成为完全在中央政府控制下的统一的国家;二是普通人的生活达到了可以接受的水平,尽管生活标准还是很低的。他介绍,他们参观的上海郊区嘉定县的马陆人民公社1971年家庭平均年收入为361美元(当时1美元约合2.5元人民币),而在杭州郊区以产茶为主、比较富裕的西湖人民公社,这个数字约为430美元。此外,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每月24美元。

事实上,统计材料显示,农民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现金收入平均不超过每天两角钱。1971年美国作家韩丁回中国访问,为写关于土改的著作《翻身》的续篇要求重访张庄。张庄在晋东南还不算太贫穷,但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一两粗粮,村委会极不愿意接待外宾。周恩来指示山西省给张庄村民发粮,每人每天一斤,共发一个月,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此并不难理解,斯科特等在回答问题时提到在美国粮食过剩,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中国人相信。

斯科特的报告还说:西方文明简直是凭它文化的力量和影响来瓦解不发达的社会,但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强大力量的文化,这种文化决心走自己的道路。必须对以下事实保持戒心,即双方对人类和社会的看法方面存在着基本的哲学上的分歧,但重要的是,我们将在最大程度上使关系正常化。

1972年5月,当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带领一支6人摄制小组来到中国时,他想象中的旅行是爬山涉水、跨越沙漠的,到后才知道,很大一部分中国是可望不可及、非请莫入的,虽然中国人打开了几扇窗户。

拍摄的缘起是,1971年意大利外贸部部长率团访华,意大利电视广播公司文化主任提议由电影大师、意共党员安东尼奥尼来拍一部有关中国的影片,周恩来对此很感兴趣,由此成为两国的一个正式文化合作项目。

“内心的新现实主义”者安东尼奥尼不想展示一个官方的中国形象,而想要发现中国。摄制组经常说要去一地拍摄,却又出其不意闯入另一个地方;摄影师随时把机器扛在肩头,说他们的习惯是“看到什么就拍什么”。陪同人员不会说“不许拍”,只是说:如果您想拍就拍,但我们不喜欢这些事。

拍摄首先从广场开始,那是5月的一个有些灰蒙蒙的风沙天。镜头并没有聚焦在广场上的宏伟建筑上,而是反复对准了那些拍照留念的普通面孔。安东尼奥尼说,他看到的中国不是童话,而是人类的风景,如此不同,又如此具体,是那些面孔直侵银幕。

安东尼奥尼在解说词中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道,北京仍然是一座房屋低矮、胡同窄小、院子封闭的古城。所有的街道都很窄,并老有一个治安人员阻拦外国人入内。屋顶从墙后冒出来,没有临街的窗子,生活就这样流淌在四合院中,它们就像微型的公共广场。这里的居民显得贫穷,但不匮乏;没有奢侈品,但也不挨饿;跟我们那边很不一样,他们看上去既不焦虑,也不着急。

在北京妇产医院拍摄一位35岁的高龄产妇在针灸麻醉下剖腹产,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被不打麻药的手术吓得闭上了一只眼,后来两只眼都闭上了,因此这组镜头是一动不动的。

在国棉三厂,工作日并不忙碌,因为劳动力是过剩的。他们发现中国人特爱讨论,下班后男女工人们不回家,在工厂院子里围成一圈坐下来讨论。有人说:我们得提高质量,这是当务之急。再纺一米好纱,我们就能为世界革命作出贡献。

他们在起风的一天去了长城。安东尼奥尼说,如果有一座丰碑来记载军事艺术的无用性,那就是这一座——有人称它为“世上最长的墓地”,但长城阻挡了来自草原的风,改善了农业,促进了迁徙,一座战争纪念碑就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文明的工具。

影片的最后说:“中国在开放它的大门,但它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基本上不为人知的国度。我们只是看了它一眼,古老的中国有这么一句谚语: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中国》被以25万美元购进,于1972年12月在美国首映,1973年在意大利上映。但在中国,这部影片却遭到查禁。

《人民日报》上刊登的系列批判文章说,这是安东尼奥尼提着便于的“超八毫米摄影机”,以“特务手段”拍摄的一部影片。广场的庄严宏伟他不拍,却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红旗渠他不拍,却专门拍枯河乱石;为他准备的高架车他不使用,却乘坐汽艇从一个奇怪的角度把现代化的南京长江大桥拍得歪歪扭扭。在色彩上,它采用了灰暗的基调,几乎没有一个明朗、干净的镜头。黄浦江笼罩着浊雾,北京的街道被抹上一层青光,林县的山村阴影重重

批判文章还把安东尼奥尼称做“小丑”,说他披着“客观”“真实”的外衣,实际上充当了苏联宣传的应声虫。这让倾注了很深的感情用心拍了这部片子的安东尼奥尼感到气愤又伤心。

1972年还有一位导演也应邀来华拍了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却遭遇了与安东尼奥尼几乎相反的命运,这就是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与《中国》不同,伊文思的摄影团队主要是中国人,胶片也由中方免费提供,为了支持他拍摄,一个连队甚至推迟一年复员。

这部名为《愚公移山》的纪录影片风格与《中国》迥异。比如《渔村》这一集,村里有高度机械化的渔具生产线,男人们收工后聚在一起悠闲地抽烟斗聊天,妇女们怡然自得地端着满满一盆盆面粉去村里轧面条,年轻姑娘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漂亮泳衣、戴着泳帽在海边嬉水,人人脸上胶原蛋白满满,笑容甜美,热烈地讨论和点评着社员们的业余画作。

1976年3月,影片在巴黎上映。半年后“”被粉碎,伊文思一夜之间名誉扫地,从一个左翼艺术家变成一个“骗子”,影片被认为是为“文革”涂脂抹粉、欺骗西方观众的,遭到一致。

拍摄期间为伊文思担任翻译的陆颂和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伊文思1977年1月再次来中国时对前来看望他的摄制组中方成员大发脾气,怪他们没有将事件告诉他。他说,你知道我们这些中国人的朋友在国外有多难吗?

《愚公移山》之后,伊文思租住在巴黎简陋的公寓里,失业十年。他感叹,历史有无情的齿锋,他曾被历史咬伤。

90年代初,在美国留学的陈丹青终于看到了曾被大肆声讨的《中国》。他盯着看了很久,很难接受这就是记忆中的70年代,但每一帧影像都像在对他说:承认吧,你就在这如蚁的人流中。他说,这是他迄今所见的唯一逼真记录那个时代的影像。

2004年,《中国》在中国上映。时隔32年之后,安东尼奥尼镜头中的城市和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认为,中国是与西欧和日本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一切都“相反”。他们的社会里所强调的东西,在中国几乎被忽视掉了;他们的社会里谁也不注意的事情,在中国似乎成了人人关心的中心问题。他们的社会正在迅速地推行农村城市化,中国却在实行城市农村化。他们的社会里大部分人不关心天下和国家大事,关心的是工作、棒球、周末旅行、家庭开支和孩子的学校,而在中国连戏剧和杂技都有政治内容,其中多数与国际政治有关,群众对政治有这样高的关心的社会很少见。

《芝加哥每日新闻》副经理兼编辑部主任埃米特·戴德蒙随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访华团到中国大陆访问了23天。这期间他没有看到有中国人拿着“红宝书”,但却感到思想工作是如此有效和彻底,以致中国的每一个人——从走出厨房来接受称赞的厨师一直到高级官员,说话时的用词几乎完全一样。

他说,代表团成员几乎都有过访苏经历,共同的体验是“生硬”。对方往往坚持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凡是说它并非完美无缺的都是苏联的敌人,然而在中国完全不是这样。“人们倒是很可能对你这样说:中国人知道自己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他们在使用这个字眼时并不感到难堪),但是他们正在努力加以改进。”

曾在抗战期间来华工作的约瑟夫·艾尔索普是一位很有公众影响力的保守派专栏作家,长期以来把描写成“好像是由魔王直接统治的一个政权”。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受到了邀请。因为周恩来专门指示,要邀请左、中、右三方面有代表性的人员访华。

1972年12月,艾尔索普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采访,破例被允许进入一些没有对外宾开放的地方,周恩来还会见了他。此行他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发表了多篇访华报道。

他发表在《》上的文章《以狗肉宴结束中国之行》写道,说实在话,虽然这种肉很粗,但是味道的确非常美。

他说,他和妻子都多次去过苏联和东欧国家,那些旅行总是压抑得几乎令人透不过气来,然而这次中国之行却并不令人压抑,相反却几乎是迷人和令人兴奋的。每个地方的服务和食物都好得无可比拟。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正在辛勤工作,为将来奠定基础。对任何一个了解旧中国的人来说,进展是无可否认的,也是惊人的。另一方面,也没有迹象表明这里有人像在苏联一样在表面之下过着另外一种比较自由的生活,出现一个中国的索尔仁尼琴是不可想象的。那里没有地下的艺术和文学,所有的人都按着一个鼓声前进。

《华尔街日报》外交记者罗伯特·基特利注意到,现在官员们认识到了中国的本来面目:它是一个穷国,自身具有一些一时难于解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从历史上看也不是对外谋求征服的。新的看法是,中国人是一些“围着家门口转”的人,而且一向如此。“更确切地说,对外交的理解和外交方面的轻重缓急已经改变了,使得尼克松能够发现中国人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也许从来都不存在这种威胁。”

美国参议院领袖斯科特在应邀访华后在参议院作报告说:我们深深感到,中国人民认为他们国内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因此他们对领土的兴趣到目前为止仅仅限于中国领土——或者是他们根据过去的记载而要求得到的领土。关于他们的“非侵略性”记录是良好的。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可能和平共处的。

秘鲁陆军参谋长、即将出任总理的梅尔卡多·哈林将军应中国国防部之邀访问中国后发表谈话说,这次访问使他有机会了解新中国在军事、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情况。中国军队确实是一支不同于常规军队的新型军队,其战略概念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人民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坚韧不拔地工作。

英国《卫报》记者阿龙·查尔方特访问中国后写道,对于西方很多人来说,中国潜在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使得涌进东南亚丛林、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登陆、然后着手征服世界其他地区的“黄祸论”根深蒂固。但实际上中国人自己却在说,你们过奖了,我们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就能力而言,中国是一个“巨人加幼儿的奇妙的混合体”;就意愿而言,多极世界的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占支配地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其实反映的是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套独特而复杂的哲学,与中国的对外政策几乎毫不相干。

他说,看来今后很多年内中国人将完全致力于一场工业革命。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外部世界的怀疑和敌对,而是它的同情和帮助;他们是否能得到这种同情和支持,将决定其在变成一个超级大国时如何行事。而中国肯定终将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即使是不由自主的。

英国作家菲利克斯·格林在采访中把西方人普遍关心的这个问题向周恩来提了出来。他说,现在来访的人都看到中国人普遍表现出愿意为他人服务的无私精神,但是这种特殊状态能保持多长时间呢?难道“人性”不会终究要再现吗?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难道不会危及这个进程吗?周恩来说,避免故态复萌的方法就是提出的“继续革命”。

1972年4月,陕棉八厂漂染保全小组革新半自动丝光机为全自动丝光机。本版图:FOTOE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是这种变化的转折点。如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它从“客观上宣告了‘’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艺术评论家、策展人鲍昆记得,得知“九一三事件”的消息时大脑一片空白,失魂落魄,直到现在仿佛还能听到心中的精神建筑轰然垮塌的那声巨响。后来他跟许多人交流过,发现大家都有类似的感受。两个多月前宣布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时虽然也令人极度震惊,但他和小伙伴还能将之整合进自己的思维定式,那就是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势力不能不正视中国的存在了,但现在,原有的整个解释系统彻底失灵了。

他后来说,中美之间开始对话与“九一三事件”为中国青年人思想精神的变化作了最重要的铺垫,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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